与海结缘、立志苦读的大学生
莆仙故地，英才辈出，陈宜瑜自幼便生活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陈氏先贤好学的氛围激励着子孙努力奋斗、立志成才，父亲陈鸿藻矢志继承祖父陈德器的事业，致力医学，成为当地名医，先后担任过县医院副院长、县卫生局长。陈宜瑜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养成了勤思好学的学习习惯，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能力过人，1959年，年仅15岁的他便完成了高中学业，考入了厦门大学。
陈宜瑜1959年就读于厦大生物系
在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时，陈宜瑜本想子承父业，就读医学专业，但是冥冥之中命运牵引着他与大海结缘，最终他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当他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陈宜瑜感觉自己无需拘泥于医学祖业，开始慢慢接受并享受这个学科具有的独特魅力。他安下心来并产生了一股奋发的力量，以“鸡窗晨夕”、“兀兀以穷年”之志潜心攻读生物学科。
1959级学生是厦大生物系将本科生培养模式从四年制调整为五年制的第一批改革对象。五年时光弹指一挥间，陈宜瑜完成了蜕变，从一个略显稚嫩的孩童成长为一位成熟上进的青年。他对在校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的经历印象尤为深刻，“从查阅文献到实验设计，从采集标本到论文撰写，这份规范、完整的研究经历是非常宝贵的，是我迈出科学探索的第一步。”回忆起在厦园的点点滴滴，陈宜瑜非常感恩母校提供的良好平台，让他拓宽了视野，为他今后的科研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勇于攀登、永不止步的科学家
1964年，陈宜瑜大学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留校任教的生活程序。陈宜瑜被分配到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从鹭江之畔到东湖之滨，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海洋生物跨越到不太熟悉的淡水生物。尽管他学的海洋生物，与这里主攻的淡水生物稍稍有点区别，但他也不畏艰难，勇于攀登。在这里，他参加了湖北省渔业调查，调查组中有多位著名的鱼类生态学家、经验丰富的养殖学家。陈宜瑜和专家学者们朝夕相处，跑遍了湖北的知名养殖场，学到了新型养殖模式，包括从苗种繁育、饲养技术和捕捞加工的全过程。这样的实地考察深深地激发了陈宜瑜对科研调查的浓厚兴趣，他乐在其中且受益匪浅。陈宜瑜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对鲤科和平鳍鳅科鱼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了5个新属30多个新种，倡导并应用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鲤形目科间和平鳍鳅科科下类群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一系列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成果，不仅弥补了国内外的空白，也使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在对鲤形目或鲤科鱼类分类系统进行研究过程中，陈宜瑜发现虽然国外关于鱼类的分类和研究，甚至整个生物系统发育理论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理论框架体系，但是我国这方面还没有起步，根本看不懂国外的许多理论，有些关键性的词条在字典里也找不到。为了深化对国外专家著名理论关于生物系统发育新理论和新概念的理解，陈宜瑜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并请国外专家来讲学，对当时中国生物学界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对推动国内整个生物系统学的进步有很大意义。
伍献文（右一）和陈宜瑜（右二）开展研究工作
在对鱼类系统发育研究的基础上，陈宜瑜强调生物进化与地球进化同步。陈宜瑜克服各方面困难两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对那里的鱼类进行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1975年，31岁的陈宜瑜首次进藏，沿着喜马拉雅南北坡，从羊卓雍湖到亚东，到日喀则，再到希夏邦马草原、樟木口岸；1976年，他第二次进藏，考察被称为“生命禁地”的藏北羌塘无人区。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被誉为除南极、北极外的“第三极”，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在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原实地考察艰苦不已，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水源的缺乏使这里成为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带，物资供应困难，没有蔬菜，燃料是昂贵而有限的固体燃料。藏北地区夜晚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8摄氏度，水特别冷，考察团在藏北的6个月都没有洗过澡。“开始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很难受。白天还好，晚上就痒得不行。中午暖和的时候就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虱子卵掐得‘吧吧吧’地响。我们想用这种办法把虱子冻死，但它居然冻不死。”在《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里他回忆道，“我们进去32个人，当时团队成员开玩笑说进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出得来，因为完全无法跟外界联系，地图也没有，那就等于说完全带有探险性质的这么走进去的。”
1976年8月藏北分队到达昆仑山口（右二为陈宜瑜）
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作为考察队搞水生生物研究的队员，陈宜瑜得比别人多背一样东西，一张12斤重的网，找到河流湖泊，则经常需要挽起裤腿，下湖观察鱼类和水草。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动摇陈宜瑜继续深入科研的决心。第二次考察羌塘无人区以后，他极大地丰富了知识，为他后来一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根据考察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理出了一条思路，认为地球环境的变化才出现了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及物种的分布格局，而这些物种身上保留的进化信息又可反映出地球进化的过程，用以解释地球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于是，他把鱼类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生物进化和地球进化上，两者同步进行，相得益彰。他与九走西藏的曹文宣以及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的武云飞、朱松泉一起商榷、研讨，合作撰写了《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及其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凭借生存在海拔高度不同的3个断面的裂腹鱼类，探讨并推论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证明它在第三纪晚期以后，经过3次急剧上升和相对稳定的交替阶段。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明确地提出生物进化和地球演化关系的论文，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众多专家们认为这项研究对我国动物地理学研究有着极高的理论指导意义，从那以后，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更深入地研究青藏高原及其他相关地区的各种联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物地理学从描述向解释发展。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这些鱼类进化以及这种演化与高原发育关系的新学说，大大地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1988年陈宜瑜担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高级访问学者，1991年，陈宜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陈宜瑜到青海盐湖所视察工作
陈宜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资源环境保护、流域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并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对珍稀水生哺乳动物白鱀豚的战略性保护，推动并组织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开展。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对“地球之肾”湿地资源的保护，参与中国生态网络研究的组织工作，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治理洪湖沼泽化的工作，连续10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示范研究，呼吁开展中国淡水渔业结构性调整的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减缓了洪湖沼泽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目前洪湖的水质已得到显著改善。1993年，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全过程。陈宜瑜极其关注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积极开展三峡库区的调研，坚持开展鱼类资源调查及其相关变化规律的研究，提出要对三峡库区进行长期的观测，促进中华鲟人工繁殖，尤其是要针对四大家鱼的繁殖进行生态调度，不断探索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陈宜瑜在环境保护事业方面的贡献得到国内外科学界和WWF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荣获世界自然基金会2009年度爱丁堡公爵环保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科学家。WWF全球总干事詹姆斯•利普先生说：“我们很高兴能将这一荣誉授予陈宜瑜院士，这是对他长期从事自然保护事业，以及近年来在中国推动流域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充分赞誉”。陈宜瑜院士却非常谦虚，在获奖感言中说：“这个荣誉也属于那些在中国为自然保护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作为一个科学家，保护自然是我的责任。”
菲利普亲王向陈宜瑜(左一)颁发证书和金质奖章
一路前行，永不止步，是陈宜瑜在科研道路上始终秉承的信念，150余篇学术论文，16部主编和参加编写专著，11项成果曾获得国家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发光发热，生动地诠释着一位科学家的使命和担当。
陈宜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研工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1991年，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陈宜瑜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5年，他离开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4年1月，他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他将科学家的缜密细致和管理者的宏观把握巧妙结合，找到了他们之间最完美的切合点。从学术领域走上管理岗位，在不同舞台上的陈宜瑜尽管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不同，但是始终非常坚定，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选择了就要一门心思作出成绩。
陈宜瑜主持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作为国家资助基础研究主要渠道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推动我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党和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日益重视，国家财政对基金的投入也稳定增长。如何管好用好基金，为推动我国科学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切实贡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陈宜瑜上任基金委主任之时，正逢自然科学基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现有基础之上开创科学基金工作的新局面，是他需要细细琢磨的事情。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4年确定为基金委的“政策调研年”，提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研究完善资助格局的举措，探讨加强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推动基金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这个定位和工作方针为科学基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思想认识上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陈宜瑜等基金委委员的积极倡导和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修改和审议，首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章程》于2005年3月17日出台，对科学基金的使用、管理、分配、监督等工作程序提出了规范化要求。这也是自然基金委1986年成立以来的首部章程，标志着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走向成熟。
陈宜瑜（左二）视察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当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和经济利益挂钩，便可能产生学术不端行为。对此，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陈宜瑜惋惜地说：“如果从申报项目就开始作假，将来怎么搞科学研究？青年科研人员必须讲诚信，这是一个基本认识。”他看来，学术不端有些是源于治学不严谨、学术不规范，从而存在纰漏。因此，制度、监督惩处对于打击科研不端行为十分重要，同时教育、预防工作则更应受到重视。为弘扬科学精神，着力净化学术环境，在担任基金委主任期间，陈宜瑜把科研诚信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亲自挑选并积极推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国家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等多部门翻译出版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爱德华·迈尔斯教授编写的《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推荐该书作为规范科研行为的教材，倡导将科研诚信教育普及到本科生、研究生，使青年学生和学者从科研入门阶段就接受科研诚信教育，知晓学术严谨需具备的“边界感”，这是研究者迈入科学研究殿堂的第一课。除了《科研诚信》的翻译出版，陈宜瑜还将科研诚信贯彻在资助工作的各个环节。为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使用效益，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07年，他推动制定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大大完善了科研诚信建设体系制度。
陈宜瑜在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发言
心系母校 不忘初心的厦大人
从1964年毕业离开母校，转眼已过了几十载春秋。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宜瑜依旧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动态点滴，在学术科研、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都心系母校发展，关心后学成长。2011年4月6日，陈宜瑜以校友代表的身份参加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华诞庆祝大会，正如他在致辞发言中谈到，早日实现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需要每一位厦大学子共同携手、共同助力。虽离开厦园多年，但“厦大人”这一烙印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陈宜瑜的心间。
陈宜瑜与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同学们交流
2013年5月27日，陈宜瑜院士到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与同学们亲切交流，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在厦大的求学经历，分享了在厦大学习生活的感悟，以及毕业后从事海洋科学事业的工作体会。他说，做什么工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是要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找准定位、选好目标，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够真正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获益。
陈宜瑜做客母校科研讲座
2019年12月4日，陈宜瑜做客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学与人生》系列讲座，与学子们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人生态度。他向学院师生建议“做科学研究应该开阔眼界，广泛吸收各领域的知识，努力扩展知识面做到全面发展”，在为年轻一代的生命科学学子提出科研建议时，陈宜瑜写下寄语：“淡泊人生、献身科学”。
陈宜瑜手书寄语“淡泊人生、献身科学”
陈宜瑜受邀担任京津冀院友会名誉会长
2021年6月20日，陈宜瑜出席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京津冀院友会暨北京校友会生命科学分会成立大会并受邀担任京津冀院友会名誉会长。在致辞中他说到，作为厦门大学生物系的老校友，很高兴能一同参与见证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京津冀院友会的成立并担任名誉会长，希望厦大生科校友们能不懈拼搏、再接再厉，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人物名片】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陈宜瑜（1944.4.22—），动物学家，福建仙游人，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1991年至1995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所长，1995年至2003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4年1月至2013年1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十五、十七、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陈宜瑜院士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对鲤科和平鳍鳅科鱼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了5个新属30多个新种，倡导并应用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鲤形目科间和平鳍鳅科科下类群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在对鱼类系统发育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生物进化与地球进化同步；与他人合作通过对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的分析，探讨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证明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晚期以后曾经历过三次急剧上升和相对稳定的交替阶段，并推测了三次隆升的幅度，推动了我国生物地理学从描述向解释发展。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开创了珍稀濒危动物白暨豚的研究，推动并组织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开展。呼吁开展我国淡水渔业结构性调整的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在湖北洪湖连续10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示范研究，减缓了沼泽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积极参与中国生态网络研究的组织工作，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曾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专著16部，《鲤形目鱼类系统发育的研究》等11项成果曾获得国家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2009年获爱丁堡公爵环境保护奖。
参考文献
《科学与人生: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传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陈宜瑜院士与附属科技中学同学们交流》，厦门大学新闻网，2013
《陈宜瑜：献身科学的淡泊人生》，厦门大学校友总会，2021
《在应对挑战中开拓未来 持续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八届五次全委会在京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2
《陈宜瑜：心系“生命之河”》，光明日报，2010
《陈宜瑜:拿“环境诺贝尔奖”的官员》，中华儿女，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荣获世界自然基金会爱丁堡公爵环保奖章》，中国科学基金，2010
《坚持战略导向 激励自主创新———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求是，2010
文案：生物学科创建一百周年工作组
